2020年14万儿科医生，我们是不是选错

两会中关于未来医改决策的方向在各参会代表的建议表述中，不断地被披露。最令人紧张和担忧的还是医生荒，尤其是儿科医生荒俨然是民众和政府高层忧虑普遍的问题。面对媒体如何补救儿科医生荒，卫计委主任那句“到年培养出14万儿科医生”似乎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心理承受底线。在《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当下我国平均每1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这种现状要通过大规模速成班式培养有着很大难度。

其实“儿科医生荒”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才有。欧美发达国家儿科医生紧缺现状是一样的。

美国医生社会地位高、收入高，但是儿科医生的收入是所有专科医生中最低的。医生们往往用脚投票做出了放弃儿科专业的选择。

澳大利亚的儿科医生紧缺的原因是澳洲儿科医生门槛太高，入门不易但收入可观。不过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接手的都是急危重症。轻症的患儿都要找家庭医生看诊。

德国儿科医生入行门槛高不可攀，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有机会从医甚至成为儿科医生。但是德国儿童的看诊流程也要先要经过家庭医生的医学处理，然后按照分级转诊流程才会得到儿科医生的帮助。

邻国日本缺少儿科医生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原因简单：”愿意当儿科医生的人太少”。收入少、诊治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让儿科医生越来越少。人手不够，医院的儿科都在超负荷运转。甚至医生过劳死或是自杀也常见。

当下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让民众喜忧参半，很多年轻的父母医院儿科门诊排队的辛苦。曾经被视为看病难、医院门前，排队大军绵延千米。儿科医生们也是倍感压力山大。某位医生一天儿科门诊人的看诊量让他几近崩溃。在过劳和低薪的双重压力之下，每个人都会心生逃离。

儿科医生缺乏、大医院儿科关闭都证明之前的降分、儿科不够内科凑、加大马力开动医学院的儿科教育培养等措施不力。他山之石才可攻玉。也许改变儿童就诊模式才是关键。医院全科医生看诊儿童的权利，让更多的小问题在社区全科医生这里解决不失为困境中的一条出路。但是这其中的法律问题依然难逾越。卫计委的儿科不够内科凑忽视了执业医师法中跨专业看诊面临的法律问题，而被诸多医务人员反对。因此在未来分级诊疗的前提下，如果儿童在社区全科医生就诊，我们就更需要理清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社区全科医生给儿童看诊是否合法？

欧美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无论成人和儿童的首诊都要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能够提供的FamilyCare是社区里签约家庭成员的健康守门员。每一位签约客户提供医疗帮助和建立一份翔实的健康档案之外，更多时候是一位自身熟悉你的私人生活的好朋友或是好邻居。社区医生可以有更多地时间为患儿提供详细的诊疗计划和健康评估甚至疫苗的接种。

儿童就诊首选社区全科医生，凸显了分级诊疗下的社区医生价值，同时对于社区医生要求就更高。作为传统的“哑科”，社区医生可以更细心的观察、照护患儿。因而解决社区医护人员的待遇、地位、法律问题和同质化的医学培训才是一条比较合理的儿科就诊方向。如果热医院，收编更多博士和儿科教授来垄断资源，解决儿童就诊的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枉然。

为越来越多的儿童提供健康保障离不开政府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这是一场硬仗，选对方向才会事半功倍。

编辑：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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